上周三是国家公祭日，全国人民一同悼念在“南京大屠杀”中丧生的30万同胞。次日，一块纪念碑在上海城隍庙揭幕，纪念保护了30万平民的“上海南市难民区”。

图为上海南市难民区纪念碑 摄影：中国日报高尔强

碑文上写道：

1937年八·一三战争爆发、日军侵沪，难民潮起。慈善家、法国人饶家驹联络各方，中国政府以民国路（今人民路）、方浜路之间的区域建立南市难民区……前后共有30万中国难民获救。

饶家驹是谁？他从何处来？他如何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为难民撑起一片容身之地？

图为上海南市难民区史料影像 来源：东方早报

今天推荐大家读一读关于他的两本书。

这段历史，这位国际友人不应该被遗忘。

《饶家驹安全区：战时上海的难民》（The Jacquinot Safe Zone: Wartime Refugees in Shanghai）的作者阮马霞（Marcia R. Ristaino）是美国国会图书馆研究员，她的父亲上世纪曾在上海生活过。由于这段情结，民国时期的上海是她多部著作的主题。

在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到上海避难的外国难民时，阮马霞几次在查阅文献时看到饶家驹的名字。于是，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她开始研究饶家驹的生平和事迹，最终在2008年由斯坦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

在本书的开篇，阮马霞写道：

It is difficult to write about a truly remarkable individual like Father Jacquinot without seeming to drift into hagiography. 

要记述像饶家驹神父这样出类拔萃的人物，很难不令人觉得像是写一部圣徒传。

hagiography: n. 圣徒传记；圣徒言行录

Sometimes, an individual's contributions, especially humanitarian ones, are so considerable that they make finding human frailties or evidence of weakness seem like a trivial or token pursuit.

有时，一个人的贡献，尤其是人道主义方面的贡献是如此恢弘，以至于在其身上寻找人性的弱点或是缺点看起来就像是吹毛求疵。

饶家驹的本名很长，叫做Robert Charles Emile Jacquinot de Besange，1878年生于法国夏朗德省的桑特市（Saintes），后来举家搬到了西北部的港口城市布雷斯特（Brest），并在那里渡过了八年学生时光。

16岁那年，饶家驹加入天主教的耶稣会（Society of Jesus），并为了成为神职人员，开始了长达19年的神修。在这期间，他研习了神学的各个方面，学习了希腊语、拉丁语，还有英语，并且在多个学校里教书。

1913年，35岁的他成为了一名合格的神父，并被告知他的第一份传教工作是在上海。性格直爽的他给上级回信直言他无意去中国，主要顾虑是年迈生病的母亲，但也表明，如果耶稣会已作出最后决定，他会将自己的顾虑置之脑后。

或许是一语成谶，在饶家驹动身前往上海前不久，他的母亲去世了。他的母亲曾把她的大部分精力用来关照法国的贫困儿童，她的善举在布雷斯特市曾广为人知，同时也鼓舞了她的儿子，影响了饶家驹的一生。

当饶家驹来到上海时，展现在他眼前的已经是一个古老与现代并存的城市了。老城区里是传统的木制民房和庙宇，在租界里则是西式的别墅和高大的洋行。

饶家驹首先被派往徐家汇教区学习汉语和上海话。为了方便与当地人传教，近代来华的传教士（missionary）都要起个中文名字，从此饶家驹这个名字便伴随了这位法国神父在中国的27个年头。

关于饶家驹在中国的活动也被记录在另一本书中：《上海拉贝：饶家驹》。该书的作者是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苏智良和学生王海鸥。

书中写到饶家驹在学习中文的同时，还在教会开办的徐汇公学中教授法文和化学。但是在教书期间，他在一次为学生制作烟火时，因为火药意外爆炸而失去了自己的右手。

饶家驹并没有被突如其来的不幸而打倒，而是继续充满热情地生活。并且资助了不少贫寒的学生，并鼓励他们多参与社会事务。

在一次对学生的演讲中，他说：

干社会事业的人，应该多交际、活动，多识朋友和研究心理，因为社会是人的集团，在它里面服务，就非彻底了解他不可，否则事业便无成功的希望。

饶家驹在1917年被任命为上海公济医院的院长，并且在随后的10年里几乎天天去探望病人。他不仅关心病人的身体状况，也十分注重病人的心理。一次在医院里他遇到一个因为失去手臂而灰心丧气的女孩，便经常去探望她，用自己的例子安慰她说只有一只手也能正常工作。

饶家驹还积极参与赈灾活动，并在1926年被推举为上海华洋义赈会会长。1929年豫陕甘爆发灾情、1931年长江水灾、1935年黄河泛滥，他都组织捐款救灾。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人民承受的不单单是自然灾害，残酷的战争也常常使普通民众沦为难民。如果没有得到妥善的庇护，这些流离失所的难民往往要面临饥饿甚至死亡的威胁。

长期致力于赈灾（disaster relief）的饶家驹很清楚这一点。1932年1月28日上海爆发“一·二八事变”时，由于当时日本军队在上海突然攻击上海闸北区的中国军队，众多平民困在战区。

饶家驹在得知此事后，通过英国领事与中日双方协商，最终在2月11日上午争取到4小时停火时间。饶家驹带领包括红十字会在内的慈善团体进入战区，救出了七八百名老幼妇孺。“一·二八”战事虽然惨烈，但是毕竟持续时间较短。一个多月后，中日停战，上海又恢复了短暂的和平。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这一次饶家驹敏感地预料到中日双方在上海的战事不可避免，便提前做起了准备，他联系上海的各个慈善团体，筹建了“国际救济会”（International Refugee Committee），并邀请各国驻华领事、商会领袖参加。

8月13日，日本开始对上海发动攻击。很快“国际救济会”便开始在当时中立的外国租界（ concession）中建立难民营。不过随着战事的不断升级，时间的不断拉长，从周边地区涌入上海的难民越来越多，租界已经容纳不了更多的人。

于是，饶家驹考虑在租界外设立专门的难民收容区域，并选定在紧邻当时法租界的市南区老城厢，也就是今天被人民路和方浜中路环绕起来的区域，这样既不在租界内，又可以依托租界。

阮马霞书中描述的安全区

饶家驹深知租界当局希望减轻难民涌入，日本军方不希望战争难民引来国际舆论谴责，中方希望在设立安全区保护难民的同时不丧失主权。于是动用自己各方面的人脉做沟通工作，分别向上海市长和日本驻沪总领事致信，并最终得到双方的同意。

11月9日中午，“上海南市难民区”正式成立。接下来的963天里，这一面积仅有1平方公里的土地先后庇护了30多万平民免于战火。而这片安全区也被大多数外国人称作“The Jacquinot Safe Zone”。

设立了安全区后，饶家驹还主持成立了难民区监察委员会，自己担任主席，并邀请了包括美商工会会长、公共租界工部局顾问、法租界公益慈善会会长等来自4个国家的成员担任监察委员，承担起协调治安、筹集食物衣物、解决用水用电、应对日本军方滋扰、联系各方建立难民医院、难民学校等工作。

曾经在难民区生活过的老人罗荣华就曾回忆道：

城隍庙这个范围就是安全区，你跑过城隍庙性命就保住了，你不过方浜路，就是性命不保的。

饶家驹每天都出现在安全区内，这样能够安定难民们的心。在难民区里，饶神父有很高的威信。一次，有人站在高处分发馒头等食物，几十个饥肠辘辘的难民一拥而上，乱成一团。饶神父推开那些饥饿的手，拍打着难民们的头，“不要抢，安静下来，排队领取！”原本温文尔雅的神父突然大声训斥，但那些被打的难民都笑嘻嘻地看着这个外国人，丝毫不动怒。他们都知道这个人是来帮助自己的。

饶家驹喜欢和难民在一起，他经常搀着儿童的手，抚摩他们的头，从口袋里掏出糖果给他们吃。饶家驹和大家一起经历着危险。一次在难民区与非难民区的交界线上，他的黑色法衣被飞来的弹片撕开了长长的口子。还有一次，日本士兵用枪顶着他，他毫不畏惧，幸而举枪的日本兵最后没有扣动扳机。

饶家驹在上海成功建立安全区的消息也传到其他地方。因《拉贝日记》（The Good Man of Nanking: The Diaries of John Rabe）而被国人所熟知的德国人约翰·拉贝（John Rabe），也是受到了饶家驹的启发，在南京大屠杀期间试图建立安全区保护平民，尽管最终的结果并不理想。

饶家驹还在日军进攻武汉时，协助建立了汉口安全区。在广州被日军占领期间，也有借鉴上海模式而建立的安全区。

到了1940年，上海周边地区战事稳定，大多数难民也已陆续返乡。饶家驹则接到巴黎教会的命令，要求他返回法国。当时的重庆国民政府向法国当局询问是否能让饶家驹留下工作，但是遭到法国方面的婉拒。

在中国工作了27年的饶家驹，于当年6月登船离开了上海，回到了阔别已久的祖国，继续投身于救助遭到纳粹德国攻击的法国难民的工作中。“市南难民区”也于同年6月底宣告结束工作。

离开了深耕已久的上海，回到法国的饶家驹很难适应新的环境。尽管他想用上海安全区的成功经验来建立巴黎安全区，亦或是推广到其他德占区，但是并没有得到太多的支持。

1946年，饶家驹在前往柏林救助战后德国难民的工作中，因为疲劳和疾病死在了柏林，享年68岁。他的离世，使他失去机会亲身见证他一生最大的荣耀：他建立安全区的概念被纳入1949年《日内瓦公约》（Geneva Convention）的文件中。而由于二战结束后，中国很快又陷入了解放战争，他的事迹也在过去几十年中渐渐淹没在历史的故纸堆中。

可喜的是，近些年来随着学者的研究，饶家驹的故事逐渐被人们重新发现。2014年11月，上海召开了“饶家驹与战时平民保护国际学术研讨会”。

2015年，从苏智良教授那里得知饶家驹的故事后，上海音像资料馆还组建了一个拍摄团队，前往欧洲，挖掘了关于饶家驹生平的许多一手资料，拍摄了纪录片《寻找饶家驹》。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大三学生孙琳玲、汪佩瑶和广告系的朱文颖，还根据饶家驹在难民区里喜欢给孩子们发糖果的细节，创作了绘本《口袋里的爷爷》，志愿去学校里讲给孩子们听……

戳图片可以观看视频

阮马霞在书中写到：

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上海城隍庙中的纪念碑是在提醒我们，80年前曾有一个法国人在这里用尽他的全力保护无数的难民。

我们应该将他记在心上。

编辑：焦洁

双语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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