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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尔逊-曼德拉: 教育是我们能够用来改变社会的最强大的武器

（一）刘道玉，《大学要有反思精神》，2011年

2011年，清华大学百年校庆，再度触发中国社会对大学教育制度的反思。80年代领衔高等教育改革的老教育家，一位不合时宜的老人给清华大学写了一封公开信，批评清华大学的校庆缺乏“反思精神”。这位老人是武汉大学前校长刘道玉。他公开致信清华，呼吁反思中国大学制度之弊端。

【《金融时报》中文版编者按：清华大学百年校庆，再度触发中国社会对当下大学教育制度的深刻反思。80年代领衔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老教育家，武汉大学前校长刘道玉最近公开致信清华，呼吁反思中国大学制度之弊端。此文首先在《看历史》杂志发表了节选。FT中文网现征得作者同意，特此发表信件全文。】

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组织委员会：

您们好！

清华大学即将迎来百年华诞的喜庆，我借此机会谨向你们并通过你们，向清华大学的师生员工表示衷心的祝贺：祝贺你们在过去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向为这些成就做出贡献者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希望你们百尺竿头，更上一层楼！

在中国，清华大学有着“中国麻省理工”之称的美誉，说明贵校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和分量。我也一直认为，清华大学是我国重点大学的“排头兵”，是最有希望最早建成的世界一流大学之一。这说明，贵校重任在肩，千万不要辜负了自己所承担的重大使命。

十分巧合的是，今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也迎来了建校150周年的纪念，我看了两校为庆祝校庆的安排，这不能不引起我的反思。据麻省理工学院宣布：“自1月7日至6月5日，将举行一系列盛大的庆祝活动，在持续150天的校庆中，麻省不但要向以往的成就和贡献者致敬，而且将举行严肃的反思活动，思考如何继续走近研究的前沿及世界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

然而，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的筹备工作，早在5年以前就成立了筹备委员会，后又改为组织委员会，下设11个专项工作组。此外，还成立了发展委员会和顾问委员会，3年以前就开始了1000天的倒计时活动。筹备工作不谓不充分，舆论不谓不大。

可是，整个校庆活动依然没有摆脱传统格式化的思维窠臼——大造舆论，邀请名人捧场，极尽评功摆好之能事。在这一方面，拥有丰富资源的清华又开各校之先，舆论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自去年以来，该校就开展了“百年赋”、“我爱清华”、“百年清华、行健不息”、“两岸同心”等活动，而且还把舆论造到了国外去了。去年，该校派代表团访日，举行了“东京大学—清华大学周”和“早稻田—清华大学日”活动。在美国的造势的范围更大，先后在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举办了“清华周”，在芝加哥大学、麻省理工、哥伦比亚举办了“清华日”，在哈佛大学举办了“清华大学与哈佛大学学生论坛”。

但是，我却没有看到清华大学有任何一项反思活动，更没有像麻省那样“严肃的反思”，这就是清华大学与麻省理工学院之间在思想境界上的巨大差距。当然，缺乏反思精神不仅仅只是清华大学，包括教育部在内的各大学，都没有反思精神。要不然，为什么人们从来就听不到国家教育部对人们批评的回应，如扩招冒进、大学合并瞎指挥、教学评估造假、学术腐败、特聘教授假引进，评名师搞官本位、债台高筑等，从而使我国高教问题越来越严重。

我国高等教育的种种问题，明明是客观存在的，为什么教育部就视而不见呢？说到底，就是没有反思精神。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对反思有过很多的论述，他说：“哲学认识的方式只是一种反思”。因此，反思是人类认识事物的工具，要深刻地认识事物的本质，就必须进行反思。

在教育发展过程中，特别是经过20多年的冒进之后，更需要进行反思。不经过深刻的反思，就不能吸取发展中的经验和教训，就不能认清教育的规律，不能成为一个清醒的领导者，也就不能使我国高等教育走上健康的发展道路。

既然没有看到清华大学的反思，那么我作为一名老年教育工作者，出于责任感的驱使，不妨替你们作一点点反思，但愿是“逆耳的忠言”。

首先，一流大学应当选择什么样的校长？这个问题的答案本来是很清楚的，一流大学应当选择一流的教育家当校长，但是这个问题包括清华大学在内的各重点大学都没有解决好。为了说明问题，我不得不重提5年前发生在清华的一件事。2005年5月11日，清华大学校长主持台湾亲民党主席宋楚瑜的演讲，演讲完毕赠送礼品时，校长念黄遵宪的《赠梁任父同年》诗时，由于不认识小篆的“侉”字而语塞，并进一步导致举止失措，把赠送礼物说成了“捐赠礼物”，接受对方礼品后又忘记说声“谢谢”。这本来是很庄严的场合，却闹出了大笑话，并遭到了普遍的批评。

汉语言文字博大精深，谁都有念错字的时候，我也念过错字。我们无意苛求科学家要会认识篆体字，一定要懂得古诗文，但作为大学校长必须具有较高的人文素质。对此，著名的文化学大师王元化先生在逝世前曾批评说：“大学校长由对人文科学茫然不晓的理科教授担任，而此种现象导致大学文科奄奄无生气，人文精神的失落。”这件事并不能怪罪校长，而只是暴露了我们遴选大学校长标准和方法上存在的问题，如果把遴选校长的权力交给学校的教授委员会，相信他们能够选举出符合教育家标准的校长。

其实，在清华大学的历史上，曾经有过许多杰出的校长，如梅贻琦、蒋南翔、刘达、刘冰等，从治校的实践中，他们要么成了学者化的职业校长，或者是革命化的职业校长。梅贻琦先生是留美的物理学博士，他的成名并不是因为他是博士或是院士（逝世前一年台湾中央研究院才授予他院士头衔），而是反映他的教育理念的一句话：“大学乃大师之谓也，而非大楼之谓也”，至今仍然被我国教育界所传诵！这几位校长作为著名的教育家，其业绩和教育思想，都已载入我国高等教育史册。

对比起来，自80年代开始，清华大学的历任校长都是院士，他们都是双肩挑的学者，不能专心致志地把全部智慧和精力用于办好学校，因此他们都没有成为有影响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在85年以前曾说过：“做一个学校的校长，谈何容易！说得小些，他关系到千百人的学业前途；说得大些，他关系到国家与学术之兴衰。这种事业之责任，不值得一个整个（指心无旁骛）的人去担负吗？”

问题就在这里，我国现在不仅校长，而且有些部处长也搞双肩挑，他们怎么可能做到“鱼和熊掌二者得兼”呢？因此，清华应当珍惜自己的经验，选拔那些教育家当校长，心无旁骛地领导和管理好学校。

也许，也有些院士符合校长的要求，但必须放弃学术研究，要以学校的利益为最高的利益，绝不能利用校长的资源营建个人的学术汕头，像世界那些著名大学校长一样，做一个专心致志的职业化校长。根据过去的经验，从国家部委或省市的领导人中，选拔那些既受过良好教育（假博士不要）又有民主作风的人，到部分大学担任校长，也许比直接从教授中选拔要更好一些。

第二，应当树立什么样的大学精神？在清华大学的介绍中说：“学校精神：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清华大学的百年校史上，的确存在着怎样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蕴育出了大批翘楚和大师级的人物。可惜，这种精神并没有继承下来，无论是独立也好，或是自由也好，恐怕都只是停留在口头上，只不过为了宣传而已。

请问：你们对教育部有自己的独立自主权吗？你们又给了学校的教授和学生们多少的独立和自由呢？如果你们真的有独立和自由之精神，那陈丹青先生又怎么会辞职呢？反倒是，他离开清华以后，才真正获得了创作上的独立和自由，这难道不值得你们认真的反思吗？

第三，一流大学应当具有鲜明的特色，绝不能贪大求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特色十分鲜明，她是世界“理工科之王”，她拥有世界独一无二的“媒体实验室”，这是一个被称为“创造的摇篮”的研究机构，专注于发明创造，而非科技产品化的开发。正因为他们注重原创性的研究，所以才发明了世界第一个“旋风电脑”、幽灵隐形轰炸机、第一个拥有人类感情的机器人等成就。

同时，他们先后诞生了76个诺贝尔奖的获得者，这可能是我国举全国高校之力也无法企及的荣誉。美国其他大学也都各具特色，如普林斯顿大学的数学和理论物理，哈佛大学的行政管理，耶鲁大学的法律，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派，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的高能物理劳伦斯学派等。

可是，我国大学都追求“大而全”，互相攀比，失去了个性和特色。过去，人们都知道清华大学的建筑系和水利系是赫赫有名的，可是现在不知道什么是清华的特色。据介绍，清华大学的重点学科有49个，拥有全国第一的学科就有38个之多，重点多了就没有重点，这是人所共知的道理。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没有被认为最吃香的医学院、法学院和商学院，尽管有人建议要办这些学院，可是校长雪莉•帝尔曼却说：“正因为我们不需什么都做，我们才能够集中所有精力和资源来干两件事，一是非常严格的本科生教育，二是非常学术化的研究生教育。我们把这两件事做到了极致。我们认为，小就是美！”

1997年该校数学家安德鲁•怀尔斯足不出户，用7年时间证明了困扰世界数学界358年的费马大定理，从而创造了世界学术界的奇迹！这才是世界一流大学的本色，我们应当反思“大而全”的办学模式，不走出“大而全”的误区，我们最终可能建设不出真正达到美国研究型那样一流水平的大学。

第四，世界一流大学应具有什么样的学风？20世纪初，是清华大学的黄金时代，当时的国学院拥有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和赵元任四位大师，他们年龄都在五十岁以下，都正值风华正茂。王国维先生在逝世前，曾出版了他的《人间词话》，在谈到治学的精神时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此第一境界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界也。‘众里寻他千百度。暮然回首，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界也。”

这是王国维先生和那时一代学者治学的学风。“独上高楼”是什么意思？就是进入“象牙塔”，像德国社会学家韦伯所说：“树立以学术为终身志业”的志向，只有这种精神，才能从事高深学问之研究。当今，我们的大学做不出传承千百年的学术成就，就是缺少了这种精神。王国维和他提出的这种学风，正是清华大学的精神财富，难道不应该反思和继承吗？

去年，曾有学者质疑贵校一位文学教授有学术剽窃之嫌，尽管学术界不停的呼吁清华大学成立调查委员会，但贵校态度一直暧昧。对待学术抄袭和剽窃，决不能姑息迁就，必须旗帜鲜明地查处，要不然怎么体现你们严谨治学的学风呢？

另外，必须树立实事求是的态度，拒绝一切形式主义，不能把国外退休的名家或政府的高官聘请到学校装饰门面，把他们供奉起来养尊处优，这种做法只会有害而无益处。在《参考消息》上，清华大学是作广告最多的大学，凡是广告都吹嘘或夸大其词，这是与严谨学风相悖的，必须制止以赢利为目的的广告。

第五，精英大学必须远离实用主义的办学方向。精英大学贵在精，贵在致力于高深学问的研究，清华大学应当是这类大学的佼佼者。什么是高深的学问？它是指影响世界未来的前沿问题，能够传承百年、千年的学问，能够引起科学和技术领域哥白尼式革命的重大发明和创造。为了实现这样的目的，在科学研究中，必须放弃急功近利和立竿见影的指导思想，在探索未知的道路上，要耐得住寂寞，发扬安贫乐道的精神。

德国著名哲学家汉娜•阿伦特曾说：“当大学决心于经常为国家和社会利益集团服务的方针的时候，马上就背叛了学术工作和科学自身。大学如果确定了这样的目标，无疑等同于自杀。”本来，大学是分为精英型的和大众化型的，也有纯学术性的和应用型之分。

我理解阿伦特的话，是针对极少数精英大学而言的，这是繁荣学术的需要。如果这样理解是正确的话，我认为包括清华大学在内的极少数重点大学，应当放弃实用主义的办学方向，这是使我国科学跻身于世界先进之林的需要！

在清华大学校园里，竖立着一方石碑，上面镌刻着“行胜于言”的警句，这被认为是该校的校风。这句话当然是正确的，反映了实践第一的认识论，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本叫陶知行，为了表达他的教育理念，索性把名字改成了陶行知。我个人切身感受到清华大学毕业生的务实精神，兴许这正是该校出现了70位亿万富翁的主要原因。

但是，从创造学的原理来看，任何一项重大的科学发明创造，最初都源于一个新思想或稀奇古怪主意的诞生。可以肯定的说，没有怪异的想法或求异的思想躁动，就不可能从事发明创造。因此，我认为仅仅强调“行胜于言”是不够的，它可能导致师生“形而上”的思维贫乏，从而窒息了青年人的想象力。正因为如此，在解放后的60多年里，清华大学没有产生有影响的著名思想家。

在未来的30年（一代人），能否产生一批思想和学术大师，这将是决定清华大学能否成为真正世界一流大学的关键。我顺便强调一下，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过程中，一定要摒弃我国只注意硬件（各种硬性指标的统计）的观念，必须重视一流水平大学的质量标准，不能像某重点大学党委书记所说，他的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具有相似性，所以就能够很快的建成一流大学。

这完全是误导，相似性仅仅只是按照形式比较，如果没有世界一流大学的实质内涵，如众多的诺贝尔奖和世界各学科大奖的获得者，没有一批学术大师，没有几个科学学派，培养不出大批的杰出人才，尽管各项硬件指标上去了，但仍然不能称为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

作为一个局外人，我的观察和反思只不过是一点皮毛，更重要的和有价值的反思，必须由局内人士来作。借百年校庆之机，希望清华大学发动群众，进行深入和广泛而严肃的反思，总结出有益的经验和教训，站在更高的起点上，敢于否定自我，善于不断的超越自我。

为什么我国教育部和各大学都不愿进行反思呢？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被政绩观遮住了眼睛，只讲政绩而避而不谈问题；二是“官本位”主义，抱着“领导高明论”的思想，认为领导永远是正确的。

为了再次说明反思的必要性，我不妨引用哈佛大学女校长德鲁•福斯特在3年前就职典礼上的一段话，她说：一所大学，既要回头看，也要向前看，其看的方法必须——也应该——与大众当下所关心或是所要求的相对立。大学是要对永恒做出承诺。” 她勾画出了一流大学的精神，阐明了反思（即回头看）的重要性，也指出了看问题的方法必须与当下关心的功利主义相对立。

这是多么高屋建瓴的办学理念，我国如果要想真正地建成几所世界一流达到大学，包括清华大学在内的极少数几所大学，应该给自己准确的定位，走出为国家眼前经济建设服务的传统思维，走进象牙之塔，致力于解决50年甚至一百年以后的重大课题。

至于为经济建设服务，则是众多的普通大学或者技术学院能够而必须承担的任务，而一流大学应当肩负起提高和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任务，这是不同类型大学分工所决定的。

最后，我祝愿清华大学百年校庆获得圆满的成功！

一个老年教育工作者 刘道玉 谨呈

2011年3月19日

（二）纪录片：《盗火者：中国教育改革调查》，2015年

这部记录当下教育现状的纪录片，纵横跨越中国教育时空，聚焦了首都、特区、贫困区、普通城镇；教育家、特级教师、留洋学子、留守儿童；问题症结、利益冲突、不同理念、改革痛点；故事、人物、事件、观点；忧愤、反省、希望、行动……

《盗火者:中国教育改革调查》共有10集，每集30分钟。总编导刘晓梅表示，虽然十集纪录片各有侧重，但无外乎围绕了几个中心，即人文教育和现代公民等等。北大中文系钱理群教授说过，所有的教育问题的答案都在教育之外，我想这就是这部纪录片想要带来的启示。

[试读]<盗火者>第6集, 大学大学

在恢复高考以来，中国共培养了9200多万大学生。1997以后一方面是大学扩张，另一方面是政府加大了对大学的投入。我们的大学越来越有钱了，但是这是金玉其外。

中国现在每一年有将近40万的人留学。大学生们用脚投票，抛弃中国高等教育。

现在大学弥漫着两种思潮——实用实利主义和虚无主义。

上学变成了一张赤裸裸的功利的事情——我要拿学位、考试、谋利益、做生意、打工。

现在很多农民坚信“知识改变命运”，“唯有读书高”，他们辛苦工作，艰辛劳动，只为让自己的子女能够读大学。至于读完大学之后怎么样，那就超出了他们的设想和掌控了。这是一个悲壮的连锁，父辈付出的越多，儿女越发的沉重，越急于回报越发现回报无门。如果知识不在能改变命运，他们只有把对未来的期待降到最低。很多人收回视线，只看眼前，让电脑游戏和恋爱统领大学四年。

看一个人，就看他的谈吐、风度，看一个国家，就看他的大学。

现在的大学，与其说是一所大学，不如说是一所大公司，人人都在想钱，人人都在赚钱，就是一切向钱看。

中国近现代史上，大学生一直是中国精英的翘楚，是中国精神的刀锋，是真希望所在，现在，他们被牢牢的套住，成为了浑浑噩噩的一大团，幻想这样，幻想那样，本能的渴望幻想成功，而成功难上难，现实留给他们的只有纠结、恐惧、退却、茫然。遇到小事情，或许还敢质疑，遇到大事情，只有忍耐，长久的积于心中。

教的痛心，学得反胃，教和学之间不对接，完全的隔阂，完全的不信任。

教授一般都不教书了，教授接课题，现在研究生都把教授导师叫boss，教授接了课题，研究生给做，物美价廉的劳动力啊，做完了，教授挂名，申请经费。——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周孝正

现在的大学，第一个阶段是人抢钱，大学教授都去挣着抢课题，第二个阶段是钱抢人，那么多的课题，把大学的教师裹挟而去。大的课题有几百万，上亿，那个教授是个总包工头，把整个课题包下去了，那是有提成的。

本科发的文章肯定是抄的啊，但是学校就鼓励抄，学校组织起来造价，整个学生的道德是制度性的毁坏。这些论文是什么，全是印刷垃圾，多少年以后回头看，我们最有钱的大学时代，恐怕是最令人羞辱的大学时代。

别人喊“90后脑残”，除此之外，他们自称“孩子们”，他们还喜欢自称“吃货”。生活需要填充物，过去是12年的学习和思考，现在是吃东西，明天则是报名考各种证书，不然，没有什么能够证明生命还存在，只有吃才能带给他们最快、最直接的存在感，由吃饱获得最后的藏身地。现在的吃货们更敢于直接的表达他们的想法。

当学生会的头有权有钱，为了当这个头很多人大打出手。——学生调查

我们的一些大学正在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了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他们最大的特点，就是迎合体制的需要，而且很有效果，效率很高。

我希望我的学生走到社会，不要当努力，不要让别人欺负。你们也不要当奴隶主，也不要欺负别人去。——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学生说，你不欺负别人，别人就欺负你）。我们价值观已经被扭曲了，只问厉害，不问是非。

教育不能给学生提供一种理想，一种信仰，当一个人没有理想，没有信仰，没有目标的时候，他唯一驱动的就是利益。——钱理群

对于考试，他们说，对于喜欢的，考不好我会愧疚，对于不喜欢的，连应付都懒得。

有时候，如果不忍心让父母失望或者伤心，情愿用零分表达自己的厌恶。对于教育制度，他们说，我们被囚禁在这玻璃器皿中，没有太多的余地去转身，只能默默接受越来越稀少的空气，出口在哪里，心理没有底，可是一旦从梦想的执念中探出头来，学会迎合着世界欲求的目光，那是真的成长，还是内心的退化和损坏。

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热衷于鼓掌，也行他们经过十几年的教育，格外热爱自己的民族；也许他们只是需要一个集体仪式自我兴奋；还有相当多的时候，鼓掌是机械的，为了自己和别人一样，不经大脑就顺便拍拍手。

一个人能否成才，不决定于名校和名师，也不决定于学历和学位的高低，决定于你自己的理想和追求理想的精神。

中国要办100所重点大学，他一提出来我就感觉是吹牛，中国没有资源，也没有需要办这么多的重点大学，这211是一种平均的结果，是一种攻关走路子的结果，是一种贿赂的结果，连延边大学都进了211，西安的一个长安大学，我当时一篇文章提出来说长安大学这么能进211，结果长安大学全体学生签名要罢免刘道玉，他们也不知道我没有什么职务可罢免。——原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

这是凤凰卫视出品的一部教育重头纪录片，可谓诚意之作。一位看过全集的年轻人说：“看完这套纪录片，吃尽教育体制苦头的我，长大后发现它基本没有改善，时常慨叹。然而这个片子告诉我们，仍然有一些人在做出自己的努力，星火燎原，希望时间给出他们的报偿。这样我未来的孩子以及所有的中国孩子都能活在一个更好的世界里”

攒着吧，有空抽出几集看看，这里有中国最前卫的教育思想，也算是迄今为止对中国当代教育的一次比较全面的介绍和评论。如果你对你孩子正在处于或将要面临的教育制度并不清楚，这部纪录片是一个比较不错的启蒙。

什么是语文?它不该是枯燥得让人想烧掉的课本，也不是考卷上的标准答案。语文是语言背后的思想和灵魂，它教会人如何成为一个大写的“人”。然而，今天的语文课，质量已经岌岌可危。

在上海，《收获》杂志主编叶开发现，女儿正在成为垃圾教材和病态课堂的受害者，他奋笔疾书，决心以一己之力《对抗语文》;在江浙，20多位一线教师自动集结，他们致力于给小学语文课本“挑错”、“找茬”，并自觉探索“现代公民理念下的语文教育”;在民间，学者们回到民国，向老课本汲取言语的力量和人性之美……种种努力，都是为了恢复语文的本义——人的语文。

法国教育家卢梭说：大自然希望儿童在成人之前，就要像儿童的样子。

华德福，一种源自德国的教育，一种为生活做准备的教育——没有作业，没有考试，它是学园、花园、菜园和家园，它“呵护孩子完整的童年”。

九月，开学的季节，陪伴两个被体制教育折磨得疲惫不堪的孩子，杭州独立教师郭初阳走进成都华德福学校，为期一周的“试读”和“陪读”，孩子们将体验主流教育之外的另一种童年;而郭初阳，这个现行教育体制的质疑者，将为我们解读华德福教育的种种细节，并探寻它与主流教育接轨的可能性。

孩子们是否会选择华德福?家长的选择又会是什么?无论结局如何，“还孩子一个美好童年”的命题，已经无可回避。

一代一代的中国人笃信：知识改变命运。然而今天，寒门子弟藉以改换门庭的那道阶梯，正在发出断裂的声音——

他们，是5800万留守儿童和农民工子弟;他们，是挣扎在贫困线上的800万山乡孩子;在垄断了优质教育资源的超级小学、超级中学的大门外，他们逐年流失，转而出现在田间地头，或者打工者拥挤的列车上;他们，是游走在城市边缘的蚁族群落，空有一张大学文凭，却既无力“拼爹”，又没能掌握起码的谋生技能……

究竟是什么，让寒门学子的人生道路越走越狭窄?

国家的转型在加剧，而个体命运的转型，却似乎陷入了停顿。教育资源的不平等，已成为中国社会不能承受之殇……

（片段）

乡村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根。改变乡村落后的基础教育，恢复乡村文化生态，需要民间力量具体而微、坚韧不拔的长期介入——

在晏阳初的故乡，立人乡村图书馆在一所普通的乡镇中学扎下根来;在陶行知的故里，德胜鲁班木工学校向农家子弟敞开怀抱……他们不约而同地践行着陶行知、晏阳初们的信条：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眼下，他们能够改变的，或许只是一个孩子，一所学校，一个乡村;但是，他们不约而同地相信，欲温暖世界，必先擦亮一根火柴。

守望乡村，让穷孩子也能仰望星空。

英国教育家怀德海说：在中学阶段，学生应该伏案学习;在大学，他该站起来，四面张望。

2005年，诗人王小妮以一名大学教师的身份走上讲台，在那些年轻的面孔上，她读到的是困惑、迷茫、贫乏、冷漠……12年的应试教育把他们压成了扁平状，他们缺乏常识、自私、现实，对周围世界漠不关心;严峻的就业形势压抑了他们的梦想，他们无力“站立”，更谈不上“四面张望”……

刘道玉、钱理群、陈丹青、张鸣、周孝政、熊丙奇……大学里的智识之士纷纷诉说体制之痛：官本位、学术腐败、钱权横行……，积习与流弊的漩涡中，人文精神消失殆尽。

拿什么拯救你，我的大学?!

上世纪八十年代，樱花盛开的武汉大学，最早释放出中国高教变革的积极信号——学分制、双学位、贷学金……一系列闪动着人文、人性光辉的改革举措，让刘道玉赢得了“武大的蔡元培”的美誉。

 时隔20年，在举步维艰的泥潭中，中国高教改革的探索者再次出发了。

2012年9月，修成正果的南方科技大学正式开学了——当理想遭遇现实，朱清时，这个理想主义的校长能否将他领军的“去行政化”改革进行到底?被打上“试验”标签的莘莘学子们，如何开始他们全然不同的大学生活?

珠海联合国际学院，一所潜水七年的“内地与香港合办大学”近日浮出水面，许嘉璐评价说：“UIC已经跃升为清华、北大级的大学”;校长负责制、教授治校、全英文教学、浸会大学的文凭……“洋大学”的冲击波，能否对内地高校产生“鲇鱼效应，”倒逼国内的高校体制改革?

没有讲台，老师“靠边站”，学生三五成群簇拥在黑板前，边写边讨论，教室门洞开，参观者络绎不绝——偏居鲁西南乡村的杜郎口中学，一度因教学质量太差险些关门，如今却以独特的“学生自主课堂”闻名教育界。

专家评论说：“杜郎口模式”是课堂模式的革命性变革，是素质教育的希望之路;质疑的声音说：杜郎口并未摆脱“应试”的窠臼。

在民间，“第一线教育研究小组”宣称要“点燃思想的课堂”，在各自的教室里，一线教师们掀起了一场不同于杜郎口的学习的革命。

体制并非铁板一块，或许，此起彼伏的课堂风暴，将为中国教育吹出一片明朗的天空。

2012年1月16日，深圳中学语文教师马小平因患脑癌去世，北大教授钱理群惋叹：马小平是他所识教师中“最具世界眼光”、“可以称得上教育家的人”。

同年，官方组织的“寻找最美乡村女教师”活动在央视高调飘红，与此同时，由民间发起的“寻找活着的马小平”却在教育界引发了更深刻的感动。有评论说，“两种不同价值取向的寻找，耐人寻味”。

马小平是谁?一个普通中学教师如何燃烧生命，照亮了他的人文讲堂?摄制组依次走过湘潭、东莞和深圳，学生、同事、朋友、女儿……众人动情的讲述中，马小平的形象渐次丰满，我们最终发现，他，正是我们时代所需要的师者。

马小平走了，“活着的马小平们”正在走来，他们将带着我们的孩子找回人的尊严，找回教育的尊严……

面对教育的现实困境，有人迎战，有人妥协，有人则选择逃离。

有这样一群孩子，他们无需去学校，客厅是他们的教室，父母是他们的老师，他们自主安排时间和课程，他们中的大部分，不打算参加国家统一的中考和高考;而在现代版的私塾，“中西合璧”的教育正在打造着另一批孩子，私塾的开创者，多半是“在家上学”的成功者，他们认为，他们的成功可以复制。

支持者说：在家上学有利于个性培养;反对者说：孩子需要朋友，独自在家无法实现“社会化”;有关部门说：在家上学违反教育法;教育专家说：社会应让在家上学合法化……

无论如何，在民间，形形色色的新教育正在生长。它们的未来，或许远比我们所能理解的更丰富，更深远……

美国现代公共教育运动之父霍拉斯曼说：建共和国易，造就共和国公民难;有识之士指出：缺乏公民意识，是中国与先进国家最大的差距。

在西方主流社会，公民课程已经运行了几百年;在中国，1949年之后，公民教育戛然而止。

2012年，在深圳，央校校长李庆明突然被“下课”，他在央校的公民教育实践，吸引了舆论的眼球，也让他备受争议;在南京，律师崔武走进校园，以一只苹果为道具，向小学生们诠释“公民”的内涵;在上海，复旦大学研究生吴恒利用互联网，一次一次向公众演绎着“公民责任”的空间……

公民教育，何时堂而皇之地走进中国的中小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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