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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宜宾市市长嫌工资太低,辞职后,他光脚坐在火车站里的照片火了

2017-12-20阅读 189 华人在纽约 我要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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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网络


前段时间,

一个在火车站等车男人的照片火了!


很难想像

他原来是四川某市长


简单朴素的绿T黑长裤、光着脚、靠墙倚坐,

手边放着两瓶几块钱的饮料……

车站里似乎从来不缺这幅装扮等车的人,

为什么偏偏这个人火了?

原因只有一个——他叫樊建川 。

当天,樊建川正在重庆火车站候车,

忙完重庆建川博物馆事宜后,

正准备出发返回成都。

樊建川何许人也?


34岁就当上了宜宾市常务副市长

为何辞职?


当时他曾以副市长身份,

参与了一次夜市摆摊活动,

为的是亲身体会市场经济,

还引起宜宾市一阵轰动。


不体验不要紧,这一体验,

樊建川的眼光就更远了。

即将升任市长之际,

他主动辞职,下海经商。


1993年,他跟朋友凑了笔钱,

合伙开了一家房地产公司


辞职原因: 市长工资太低



1957年樊建川生在四川宜宾,

父母都是军人,

他自幼就很淘气,狠劲十足,

跟别人打架打赢了,

父亲不仅不罚他,还奖励白酒喝。

父亲常对他说:

有气是人,无气是尸,

人活着就是为了一口气。


文革轰轰烈烈来袭时,

父亲未能幸免被关进牛棚,

可他好奇父亲为什么被批斗,

就开始偷偷找跟父亲有关的传单、小报,

渐渐地,收藏报纸、书信和奖章,

成了他割舍不掉的兴趣。


幼儿园小伙伴都笑他父亲是汉奸,于是他把成绩单上父亲的名字抠掉了,这份不敢交给父亲的成绩单,也成了他的收藏品


高中毕业后,他成为了知青,

劳动艰苦至极,他被饿晕过两次。

之后正好碰上招兵考试,

为改变命运,他急忙报名参加了,

一见到领导就开始表演:

写毛笔字,吹笛子、拉手风琴……

领导一看,这兵可以啊!

二话不说就把他带走了。



他的军旅生涯,

是从冬天零下40℃的内蒙古开始的,

两年后,他不但成为特等射手,

还当上了学雷锋标兵。


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制度,

他立即报名参加了,

全军80人报考,却只招1个。

一般人光是想想就要放弃了,

可他偏不,非要拼命试试,

这一试没想到,

他真的考上了西安政治学院,

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

由士兵考入军校的大学生。



毕业后,他进入重庆三医大任教,

在教书的8年时间里,

他曾冒生命危险,

扑救过一个错扔手榴弹的女兵。

1987年,他又转业到宜宾地委政策研究室,

几年时间里跑遍了整个宜宾农村,

他写的调查报告,

更是多次在国家级学术刊物上发表。



这一写,竟让他得到了

宜宾市委书记的青睐,

成了宜宾市委书记赏识的秘书。

1992年,他就成了宜宾市,

最年轻的常务副市长,

不到一年,表现优异的他,

又被组织通知将被提拔为市长。



仕途一帆风顺,前途无量,

可他却做了个让所有人震惊的决定:

辞职下海!

原因就是:工资太低!

彪悍的他,毫不犹豫地甩了政府。



1994年,他凑来资金,

创办了“建川房屋开发有限公司”,

再往后的十多年时间里,

他站在中国房产开发大潮的风口,

凭着“忠义勤信”的企业宗旨,

将白手起家的企业,

硬是做进了四川省的前10名,

个人资产已达到二三十亿,

还登上了中国富豪榜。

而后来的汶川地震,

更是检验了他的企业魂,

当时震后屹立不倒的房子正是他建的,

老百姓纷纷打出条幅表示感谢。



他成了名副其实的亿万富翁,

在成都市最繁华的地段,

不仅拥有自建的商品房,

还有办公楼、商铺、加油站……

可他当上大老板后,

却离老板们玩的圈子越来越远。



当年,他辞职不肯当市长,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市长的收入,

不足以支撑他收藏物品的爱好。

和那些紧盯字画古玩的大老板不同,

他从小到大,只爱在垃圾堆里扒拉个不停,

别人当破烂的东西,他却当宝贝,

身边的老板们都嫌他“品位”太低。

可他们却不知道,在樊建川心中,

有一个远比收藏品更有价值的梦想。


那就是他希望有一天,

把自己打拼十多年得来的财富,

和几十年的收藏全部用来建博物馆,

因为这100年里中国人遗忘的太多,

他要为这个民族留下记忆。



转眼到了2005年,这一年意义非凡,

是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

他意味深长地说:

这是一个甲子,是我们民族的大事,

我想,我必须有所舍弃了。


他决定正式开始建立博物馆,

身边朋友听说后,都急忙苦劝他:


要让一个人完蛋,就让他吸毒;

要让一个企业完蛋,就让它建博物馆!

作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他当然知道,

这样的投入一定是无法收回的,

就连平日的运营成本能平衡,

都一定是稀有其例的。

许多人都嘲笑他是“樊哈儿”,

因为在四川话里面,“哈儿”就是傻子的意思,

说他已功成名就,还非要拿老本去拼命。


而他却是彻底铁了心:

四川有两千家房地产开发商,

少我一个没关系,中国十三亿人,

12.5亿都应该过自己平淡的正常生活,

但应该有一部分人挺起脊梁,

敲响警钟,去做牺牲,

我就想做一个敲钟人!

2005年8月15日必须开馆!



于是,他便开始了倾家荡产的行为,

先是卖掉自己的办公楼、商铺、

还有加油站,把所有属于自己的钱,

全部都投进了要建的博物馆里。


可是,以一己之力,

建一个诺大的博物馆,

这不是光有钱就能办到的事。

他四处找地,可别人都以为他是骗子,

谁能相信,一位精明的房地产商人,

会为了情怀,来做这种傻事呢?


最后,只有大邑县信了他,

找到地之后,他马上定下目标:

9个月建5个博物馆。

这简直是天方夜谭,

人们都摇摇头说他疯了,

可他却咬着牙非干不可。

他连续9个月吃睡都在工地上,

晒得焦黑,困了就在纸板上躺两三个小时,

他相信:

举头三尺有神明,

几百万将士的英灵会保佑我的。



9个月后的2005年8月15日,

五大主题馆,

中共抗战的“中流砥柱馆”,

国党抗战的“正面战场馆”,

美国援华的“飞虎奇兵馆”,

 “不屈战俘馆”“侵华日军罪行馆”,

经6部委严格审查,全部合格,

正式对外开馆。



馆内陈列着他几十年来,

上山下海,冒着风雪捡到的各式收藏品,

数量和价值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

手写资料30吨,书信40万封,

日记两万本,像章百万枚,

总共800余万件藏品,

经鉴定的国家一级文物就有153件。


历经后续的再建设完善,到今天为止,

这里已是中国最大的博物馆聚落,

总共30个分馆,

占地总面积500亩,超过近1000万件藏品,

是目前国内民间资金投入最多,

建设规模和展览面积最大,

收藏内容最丰富的民间博物馆。



在游客接待中心的墙壁上,

写着他的自白:

为了和平,收藏战争,

为了未来,收藏教训,

为了安宁,收藏灾难,

 为了传承,收藏民俗 。



那段尘封而沉重的历史,

就这样被他彻底的激活。

一座警醒世代的博物馆,

令所有前往参观的人们,

无一不震撼、动容、

然后流着泪离开……



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只有触摸历史经纬里的铮铮铁骨,

穿越时空,

感受那段真实清晰的岁月,

才能更好地面对未来。



壮士群塑广场,

约3000平米的中国地图上,

200多位抗战名将和著名烈士的铁像,

站在他们战斗或牺牲过的地方,

令人肃然起敬。



左权将军的女儿也来了,

她一看到自己父亲的雕像,

就泪如泉涌,抱着雕像痛哭:

爸爸,我抱抱您!




平日里,他也喜欢穿行在群雕中,

因为走上一圈,心里就很亮堂,

尤其是在苦闷苦楚的时候,

面对壮士广场上的每一位壮士,

他就会感觉到自己充满了力量。



而老兵手印广场更是触动人心,

曾经抠扳机的手、扔手榴弹的手、

挥舞大刀的手,

都在这里留下了珍贵的手印,

每一个鲜红的手印,

都印出了震撼人心的力量。

为取这些手印,他曾跑遍全国,

甚至还多次跑入了太平间。



正是这些无数双手,

曾在中国力挽狂澜,扭转乾坤,

将整个中华民族的未来托起。




他说:一个民族不能忘记她的捍卫者,

在这些老兵凋零之前,

我们应留下他们的印记,

以为永世的纪念。



樊建川带着一批文物赶飞机,

却在机场被安检部门拦下,

由此牵出一段感动每个人的故事……



为帮助中国抗击日寇,

曾有4000多名美国军人,

牺牲在中国的土地上。

为尽可能还原那段历史,

他爬雪山过草地,

四处收罗美军在中国的痕迹,

找到不少当年的资料、航图、

仪表等各类物资装备。

正是因为他的坚持不懈,

国内这个目前唯一专门纪念抗战时期美军、

特别是美国空军对外援助的博物馆,

吸引了不少年近耄耋的美国老兵。


每个来到这里的美国老兵,

一看到这些熟悉的物件时,

都会像孩子一样失声大哭。 

美军飞行员克尔的儿子戴维·克尔来了,

他将父亲抗战期间在华所用的物品,

全部毫无保留地捐给了博物馆。

垂垂老矣的原美军飞行员,

格鲁伯也坐着轮椅来了,

他一看到墙壁上的照片,

马上就哭起来了: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专门纪念美国志愿航空队的纪念馆。”



他拉着樊建川的手颤抖地说:

“我的青春,我最好的青春在中国。

我为人类和平作出的最大贡献,

就是在中国参加了伟大的反法西斯战争。”

之后,他将60多年前用的飞行服、

奖章、证书、帧有女友照片的相框等,

20多件视如生命的私人藏品全部捐赠。



2008年,樊建川被美国布莱恩特大学,

授予企业管理博士的称号,

表彰他所创建的援华美军博物馆。



而最触动中国人心弦的,

无疑是抗战博物馆。


为了收藏日军的侵华物证,

他前后历时20年,

多次奔赴日本购买日军侵华时期的画报、

杂志、书籍、日军曾使用过的明信片、

作战地图、钢盔、军服、望远镜等等,

最终,他找到了大量关于,

日本侵华的珍贵历史实物和史料。



这个抗战博物展馆里,

按时间跨度分为了15个展览单元,

按照类别又分为“大屠杀”、“三光罪行”、

“细菌实验”、“慰安妇”等12个展览专题,

总共展出了6000余件,

1931年到1945年间的侵华日军罪行实物。


锈迹斑斑的钢盔、枪支、手榴弹、

发黄的报刊、文件、各类证书等,

都记录着那个年代的残酷与血腥,

同时,也记录着中华民族的不屈。



日本侵华老兵盐谷保芳,

每年都要来到博物馆捐赠侵华文物,

在壮士广场,他还手绘草图,

恳请樊建川给他塑造跪像,以示永远谢罪。



他建造这个博物馆的目的,

就是希望那些歪曲事实、

否认侵华历史的日本人,

都能来看一看,

日本是不是真的犯下了滔天大罪。

他说:事实胜于一切,

这里的文物胜于一切,

侵华日军的罪行桩柱件件,罄竹难书!


他想让建川博物馆成为,

国民忧患意识和奋发图强精神的‘钙片’,

只有回顾历史,记住历史,

我们中华民族才能更加坚定的向前。


一个国家的光荣,

可以让13亿人中的每一个人,都去分享,

而国耻,更是同样需要每个人都去承担。



在这里几乎每一个馆的落成与开放,

都牵涉着成见的爆发,价值观的争议,

还有那些居高临下的道德指责,

可他却始终用执着去应对。


他正准备揭幕第一个汉奸博物馆,

建筑已经建成,文物已经备妥,

但一直没有展出。

因为汉奸的后代,

总是动用各种力量来阻挠。

即便如此,

他并未停下揭开历史真相的脚步,

他说:现在有房奴、车奴,

我称自己是‘馆奴’,

如果老天爷还让我多活几十年的话,

我会一直做下去,

我要在有生之年建100个说真话的博物馆。

现在不是说中国梦吗?

这算是我樊建川的中国梦吧,

真成了,让我马上死都可以。




这座博物馆里躺着的,

不仅仅是中国的历史,

更是社会理想,只有将文物摆出来,

才可以提高历史的像素,

像素越高越清晰,

就越能震撼人心发人深思。


为建博物馆他砸了十多个亿,

为了养活博物馆,

他重拾老本行去讲课,

他还坚持写书、卖唱录CD,

有时一天写好多幅字卖掉,

“一幅字,无论大小10000块,

为了博物馆,我就是这么不要脸!”



当初的亿万富翁,

生活是过得是越来越简朴了,

从大城市搬到了小镇,

大房子变成了小房子,

每天穿几十块的衣服,

上街吃几块钱的豆花血旺,

可他却乐在其中,写下这样一段话:

动荡年生,蜷缩小镇,

偷度余生,夫复何求。



这个冒险家总能颠覆别人的想象,

走最不寻常却最让人佩服的道路,

他曾对朋友说过:

也许要有一辈子的疯狂和野心,

才能成就终身的良心。


这个穷极他一生财力,

物力与精力建成的博物馆,

他说:要在百年之后全数捐给国家,

他从来没把博物馆,

看作是自己的私有财产,

他说:我是社会财富的暂时看护者,

我只是替国家保存记忆,

这些东西是我私人搜集来的,

但它们更属于这个国家。

2007年,他当众口述了这样一个遗赠,

并转身告诉自己的女儿:

你以后到博物馆也要买票。



不仅如此,他还在遗嘱中,

作出一个更令人惊讶的决定:

我死后,皮囊交给,

我曾工作过八年的第三军医大学。


零碎部件如角膜等,随便取,随便用;

骨骼做成标本,亭亭玉立,

用于教学,告诉未来学生,

这就是老教员樊哈儿;

皮剥下来,绷一面军鼓放在博物馆里。

谁要敲一下,他就出现在,

声控电视墙上给他唱首歌,

但敲鼓人必须给博物馆捐1000元钱。


他把献身博物馆的愿望,演绎到了极致。

他说的这些计划,

妻子都被他说服,同意并签字了,

只有剥皮做鼓的事,她怎么也不肯同意,

她怎么能忍心呢......


可他仍然坚持每天用手在身上拍打,

因为医生说这样有助于皮肤和脂肪分离,


他说:多简单多好的事儿啊!



私人建立规模宏大的博物馆,

这是一件空前绝后的事,

行动者必须具备:

足够的金钱,够理想主义,

够无私无畏,孤军奋勇,

舍私利成大义。



“每个博物馆都在代表我说话”


 

据说,要真正把建川博物馆细看上一遍,得在安仁住3天。


若非亲自来过,否则很难想象,这个距离成都数十公里之外的小镇居然有如此之众的收藏。倘若来看过一遍,也就明白了大概——除了那些传统意义上具有历史价值的文物,似乎什么都能被樊建川收入囊中。


就拿“5•12”汶川大地震馆来说,第一支到映秀的冲锋舟、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站在废墟上讲话的话筒、“敢死队”出发前喝壮行酒摔在地上的碎碗……甚至地震后被埋36天救出的“猪坚强”也被他找来,圈养在门前的空地上,有专人喂养和打扫猪圈,游客少的时候还要放它出来散步遛弯儿。


樊建川说,“我的博物馆不按套路布展,观众能看清是其一,能思考是其二。野生,山寨。”

 

走进建川博物馆的人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感受:建筑造型、展陈风格、展品内容和年代都迥然相异的20多个展馆,却带给人一种隐隐约约的“相似感”。而知晓建川博物馆建设背景的人则不难发现,这种相似感来源于它们共同的主人———樊建川。
   

建川博物馆聚落中,几乎每个场馆的展陈设计都透露出樊建川的理念和想法、态度和风格,直白地在大到展厅场景、小到展品摆放中一一显现。比如,战俘馆的地面是钢板,代表钢铁意志;川军馆的地面用的是当时四川人家里最常见的石板,为的是让人们不要忘记三百万川军战士的流血牺牲。

 

“每个博物馆都代表我在说话,都表明了我的历史态度。”樊建川说。
   

日军侵华罪行馆,他请来了日本的世界级建筑大师矶崎新来设计,这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在建筑大师面前,樊建川没抛开自己的执拗,他在矶崎新的设计方案上做了几点改动:“最开始正门很大,我觉得不行,在旁边开了一扇小门进去,用1931顶日军钢盔象征日军侵华时的来势汹汹;以前的大门变成了出口,台阶上雕塑着日军的残兵败将灰溜溜地离开,象征抗战胜利;最开始的设计是白色的,我坚决不同意,白色太纯洁了,后来改成了灰色;这个馆的尺寸本来要高大一些,我又把它降低了……”这些改动,樊建川都取得了矶崎新的同意。

日军侵华罪行馆正门。 雷册渊 摄

日军侵华罪行馆后门。 雷册渊 摄 
 

在这座中国目前规模最大的民间博物馆里,要把20余个展馆仔细看完,据说需要3天。尽管不能一一阅尽它的馆藏,有一处却是参观者必去的———中国壮士群雕广场。
   

在这个广场上,近一万平方米的土地被抽象成一幅中国地图,两百多位抗战将士的塑像静静地站立着:赵一曼、高志航、杨靖宇、狼牙山五壮士……这些抗战中牺牲的烈士,站在他们用生命捍卫的地方;还有一批人,站在当年他们全力守卫的地方:毛泽东站在延安,邓小平站在华北,陈赓、林彪、罗荣桓,还有一批国民党将领……置身其中,仿佛置身当年的硝烟里,思绪万千,不由热血沸腾。

中国壮士群雕广场。 雷册渊 摄
 


对话丨它就是这个时代的缩影



解放周末作为中国目前规模最大的民间博物馆馆长,在您看来,“民营博物馆”和“国有博物馆”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樊建川:第一,他们主要的资金支持来源于国家,而我们首先要养活自己,考虑更多的是市场化,必须依靠文化和旅游的结合来“做生意”;第二,我们做的是对历史的拾遗补缺,这部分是政府还顾不上做或者不方便做的,而社会有了解这些历史和文化的需求,我们就来做;第三,对同一件事情的表述不同,着眼点不一样。同样是讲战争,国有博物馆可能从战略战术、敌我形势、国际环境来讲,而我们则讲人情、讲形象,更关心战争中那些具体的个体。
   

解放周末:跳脱出了宏大的历史叙事方式,是否也正因为如此,更容易打上您个人的烙印?
   

樊建川:不能简单地这么说。博物馆是我一手创办的,必定有许多我的想法,可事实上也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的感受和意见,只是由我来把它表现出来。特别是对一些重大历史题材的表述,我们的历史观、价值观必须保持正确、一致,在这个基础上再尽可能多维度地呈现当时的历史,让历史的“像素”更加清晰。
   

解放周末:建川博物馆的展陈非常“直白”,甚至是“直楞楞”地告诉大家,何时何地发生了什么事,这件东西是什么。
   

樊建川:有的人把博物馆做得很玄乎,我不赞成。博物馆听起来是阳春白雪,但事实上也可以是下里巴人的。
   

我一直在想,建川博物馆一定要让一个即使只有小学文化的人也能看懂,让观众不用讲解员、不用手机,只通过文物、文字和图片就能把这事儿看明白,就能知道我们想说什么,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这是最重要的。
   

我一直说,“我们不说话,让文物说话”,是强调博物馆的本质。我觉得现在一些博物馆“做偏了”,大量声光电效果的介入,甚至还有VR、AR,把博物馆做成了游戏厅、演艺场。我不是说不能用这些现代化的呈现手段,而是说它们不应该喧宾夺主,毕竟别人来博物馆不是来看场景和多媒体的,更大的篇幅、更多的精力应该放在让文物说话上,这是我们的原则。
   

可能有人会觉得我们做得很失败,但我们主要还是针对那些对历史感兴趣的、能够沉浸进去、静下心来的人,所以我们有意识地把它做得纯粹一点。



樊建川在老兵手印广场。这个广场是他征集了4000多枚抗战老兵手印建成的。他说,正是这些当年挥舞着大刀长矛、掷手榴弹、埋地雷的手,挡住了来势汹汹的日本侵略军,力挽狂澜,这些功勋卓著的手应该留下来。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解放周末:除了那些传统意义上具有收藏价值的珍贵文物,好像什么都能被您收入囊中,一个暖水壶、一张报纸、甚至地震废墟里的一件婚纱……您挑选藏品的标准是什么?


樊建川:首先是量,一般我都是批量收集,然后再根据展陈内容在当中慢慢挑。有三个标准:一是对记载历史有意义的;二是特别容易被人遗忘的;三是标志性的、能够反映社会变迁的,甚至是一些细枝末节的东西。

四川绵竹有一个年画村,那里的年画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老百姓们在自家屋子的墙上画了很多年画。“5•12”地震时,很多房子都被震垮了,废墟马上就要清理,推土机一推就没了,我们就去捡了很多画着年画的墙体碎片回来。在别人看来这是废墟,可在我看来,这些东西的情感是非常饱满的,是有温度的。
   

解放周末:您曾说,“中国十三亿人,十二点五亿都应该过自己平淡的正常生活,但应该有一部分人挺起脊梁,敲响警钟,去做牺牲,我就想做一个敲钟人。”“敲响警钟”和“牺牲”是指什么?
   

樊建川:世界上对博物馆的主流理解是“收藏财富、传承文化”。但是,博物馆不应该只收藏春花秋月、才子佳人的东西,还应该收藏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博物馆就是收藏民族记忆,这些记忆就是“警钟”。
   

比如我一直想做一个“汉奸馆”,困难很大,可我还是想做。为什么呢?因为一个有血性的民族才能得到世界的尊重。我觉得还是要把这个事情说出来,当以后万一再有入侵者时,才不会有那些无耻的人背叛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去与侵略者合作。中国人应该更加团结,这是一个民族的基本要求。

不屈战俘馆。 雷册渊 摄


川军抗战馆。 雷册渊 摄

 

解放周末:很多人认为博物馆是公益事业,投入大,效益却并不乐观。而有报道称,建川博物馆已经实现了每年近2000万元的盈余,是如何实现的?
   

樊建川:我做博物馆没打算赚钱。建川博物馆投资了30亿元,就算每年盈余2000万元,也不算赚钱,30亿如果存银行,每年都不止这点利息了。现在我们就是能把自己的队伍养活,还有一点结余,也都拿来买藏品了。
   

博物馆要生存下去,光靠理想没有实干是不行的。如果只靠门票赚钱,60块钱一张门票,20多个馆,平均一个馆就收两三块钱,水电费都不够,怎么办?除了博物馆,我们还有纪念品、酒店、餐厅在支持,还提供会议、咨询、培训、策划、道具出租等服务,现在还做成了博物馆提供商,把博物馆当成一个产业来做。
   

解放周末:社会上对您也存在着一些质疑的声音。您怎么看待这些非议和质疑?
   

樊建川:有非议有质疑是很正常的。我刚开始搞建川博物馆的时候,没有人相信我会用这么大的一片土地来做博物馆,都说我是打着幌子买地做房地产,或者只用其中的一小部分做博物馆。到今天,十多年过去了,怎么样嘛?你们来看看嘛!
   

解放周末:十年前,您和妻子就决定“将建川博物馆聚落以及所有文物无偿赠与成都市政府”。您会担心将来捐出去后,建川博物馆不再按照您的思路建设和发展么?
   

樊建川:一点儿都不担心,由政府接管不是很好嘛!至于你说的问题,我们在公证的时候附了一个条件,就是说不能动我们已经建好、展好的东西。
   

有人问,建川博物馆会不会以后就不发展了?我说,不发展就对了嘛。我也不期望它发展。就像武侯祠凝固在三国,都江堰凝固在汉代以前,杜甫草堂凝固在唐代,建川博物馆就应该凝固在20世纪,它就是这个时代的缩影。

 


记者手记:“草莽”樊建川




樊建川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落笔成文前,“草莽”一词跃入脑海。正如他自己的评价:我和我的博物馆不按套路。野生,山寨。

 

“下过乡,当过兵,任过教,当过官”的樊建川,现在对自己最多的称呼是“馆奴”,这也是媒体报道时最喜欢加在他名字前的前缀。在樊建川看来,这两个字对他的形容再贴切不过:“现在有‘房奴’、有‘车奴’,而我是‘馆奴’,给博物馆当奴隶,我一辈子背的包袱就是它了。”


樊建川不厌其烦地向第一次来访的人们解释着这两个字的意思。就像做博物馆他甘之如饴一样,能为自己想到这个略显悲壮又带着一丝英雄主义色彩的称谓,樊建川很得意。

 

“辞职捡破烂的副市长捡出80亿捐给国家”、“倾尽亿万家产留住民族记忆”……樊建川身上有着太多的“光环”,但与此同时,质疑和争议也与他形影不离。
 

几天前,一则《亿万富翁火车站候车:光脚靠墙席地而坐》的消息登上了各大互联网媒体的头条,并在社交媒体中传开。新闻的主角正是樊建川。

照片中的他背靠墙壁、席地而坐,旁边地上还放着两瓶饮料。有人说他“接地气”,有人感佩于他的辛劳,有人则质疑他在“作秀”、“博眼球”……樊建川随后发微博解释,席地而坐是自己当知青和当兵多年养成的习惯。微博一经发出,点赞数瞬间突破了5万。
 


图片来自樊建川微博


其实,这早已不是樊建川第一次成为公众舆论的焦点了,每隔一段时间,他的故事就会被人翻出,在各个公号和社交媒体上“炒”一阵。而面对媒体,樊建川有着相当丰富的经验。当兵时,他因为学雷锋和搞宣传表现突出,被评为全师标兵;在第三军医大教书时,他曾经是宣传队的负责人;从政后,官至宜宾常务副市长,他更加深谙与媒体打交道的“玄妙”。在他的自传中,曾不止一次地出现巧借媒体力量的事例。
   

他打理自己的微博,繁冗的工作间隙保持着每天数十条的发布量,拥有近150万的粉丝。他点开手机给记者看:“我的微博现在做得很舒服,每天要涨1000多个粉丝。平均每条阅读量在30万左右,多的有上千万。”在樊建川看来,这是建川博物馆最直接、效果最好的“广告”。
   

当然,他的“活络”远远不只体现在对新媒体的接受和运用上。为了筹集建馆资金,他曾到企业“拉赞助”。在没有其他企业赞助的情况下,他告诉某企业领导,他的竞争对手已经出价,向对方无形施压,最终获得了一个较高的价钱。
   

他有着军人的执守,也有着商人的圆滑。
   

就像他解释自己辞官下海一事的直白:“一是觉得我不太适合干这个工作,嘴巴太快了;二是觉得当时公务员收入太低了;三是觉得宜宾偏远,不适合我搞收藏;四是我当常务副市长,风闻说要让我当市长,我实在担不起这个担子,所以就决心辞职下海。”
   

就像他清楚光有一腔热血不够,要生存必须在商言商,正式开馆的当天晚上就开大会专门给员工讲营销。

 

就像他一开始并没有想到“博物馆聚落”,只是想搞个“博物馆超市”,让博物馆成为一种普通人都能随时享受的文化形态,每个馆花几块钱就能看,价廉物美……
 


樊建川办公室的墙上挂满了自己的字画。 雷册渊 摄
   

正是这些多重身份的共同塑造,让樊建川最终成为了他自称的“馆奴”。而从某种程度上讲,也正是樊建川身上的“草莽精神”成就了今天的他和他的建川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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