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约一个多世纪以前

有着这样一群平均年龄只有12岁的孩子

他们曾挥别世代生存的中华大地

远赴大洋彼岸的美利坚合众国

开启一段长达15年的留学生活

他们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批官派留学生

他们曾拥有一个共同的名字——“留美幼童”

这群身穿锦缎、留着长辫子的晚清男孩

小小年纪就离开了父母温暖的怀抱

独自在异国他乡求知识、学本领

当时的清政府希望他们在学成之后报效祖国

用自己的才识和能力挽救危亡的国家命运

对故土和亲人的思念并未阻挡他们成才的脚步

这些孩子以惊人的速度克服了语言障碍

在他们就读的各所学校内取得了拔尖的成绩

除了课堂，他们还活跃在美国校园的运动场上

用矫健的身姿吸引着美国女孩们的目光

可惜的是

这项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留美幼童”计划

因清廷保守派的质疑和攻讦而被迫夭折

大部分孩子未能完成全部学业就被召回国内

但曾经在哈佛、耶鲁、麻省理工念书的他们

还是成为了我国矿业、铁路业、电报业的先驱

为祖国的富强独立奉献了自己的青春甚至生命

他们当中有我国著名的铁路工程师詹天佑

有中华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唐绍仪

有清华大学首任校长唐国安

还有在中法海战中英勇牺牲的杨兆楠、薛有福

无论这些孩子是否愿意

他们的命运早已和风雨飘摇的祖国联系在一起

当我们暂时忘却他们在历史上的夺目耀眼

让故事回到最初的原点

在这批留美幼童身上上演的

其实正是一场场感人至深的“小别离”

他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却被拒之门外

1872年，黄开甲作为晚清政府派出的首批留美幼童之一，从上海坐船前往美国旧金山口岸。

当黄开甲离开家乡广东汕头、赴美留学的时候，他只是一个13岁的小男孩。

黄开甲

为了保证幼童们能够快速适应美国生活、吸收西方知识，清政府选拔的大多是不满16周岁的年轻子弟。而在总共四批、共计120名的留美幼童中，并没有一个来自满族的贵胄家庭。

稍稍殷实或达到小康水平的汉族家庭，其实并不清楚“留学”到底是怎么回事，而且当时的祖国大地上，确实没有多少学生专程赴异邦学习。

大多数家庭，还是会将孩子送去传统私塾学习四书五经

况且，这场跨越大洋彼岸的求学之旅，意味的是长达15年的分离。即便学成归国，也得服从清政府的安排，奔赴全国各地的既定岗位，做一些“对朝廷有益、助祖国自强”的工作。

在分别之日，不少父母抱着孩子伤心哭泣。

孩子们就是坐着这样的“明轮船”，航行25天抵达美国口岸

辞别双亲的黄开甲，其实在美国表现得非常优异——他先后就读于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西部中学和哈特福德公立高中，并以全优的成绩考入耶鲁大学继续完成本科学习。

在高中毕业典礼上，黄开甲甚至代表那一届的毕业生发表了毕业讲演。他精彩的演说和过人的语言才华被哈特福德当地的报纸争相报道。

可惜的是，黄开甲和他的留学生同学们的优秀表现，远在故乡的父母双亲无从知晓。

当幼童留学计划因保守派的阻挠而中途流产，包括黄开甲在内的这些孩子，曾被妖魔化为沾染洋人恶习、背叛祖宗家法的纨绔子弟。

阔别故土多年的黄开甲在被召回国后马不停蹄地赶往了家乡广东汕头，想要拥抱家中亲人，和他们分享自己在美留学期间的成就，以及被迫中断学业的无奈和委屈。

可是，他却被拦在了家门口。

看门的仆人将信将疑地看着这个早已不会说家乡话、却满是西洋做派的年轻人，联想到关于留洋学生的传闻，怎么都不愿意放他进门。

黄开甲又气又急，无奈之下突然想起——在这个世界上，无论文明人还是野蛮人，都会叫自己的双亲“爸”、“妈”。

于是他在门口撕心裂肺地大喊了起来，这声饱含痛苦和心酸的真情呼唤，才唤来了等待了儿子将近十年的父亲母亲。

在海战中，他用自画像和父亲诀别

长达数年的生离，是绝大多数留美幼童和家中亲人都会经历的事情。

而比这更让人难过的，则是生离之后的死别。

因为留美幼童的使命，从来都不仅仅是为自己求学而已。他们身上，还背负着报效祖国、挽救国家于危亡之中的沉重责任。

黄季良

1872年，黄仲良、黄季良两兄弟曾同时作为第一批留美幼童，奔赴美国求学。兄弟二人不仅学业成绩优异，而且极具艺术天赋，他们创作的艺术作品甚至曾在美国的博物馆进行展出。

归国后不久，弟弟黄季良和他的留学生同学杨兆楠、薛有福一道，被分配到了福州水师旗舰“扬武号”担任见习军官。

黄季良他们上任后不久，就赶上了在福建马江流域爆发的中法海战。

哥哥黄仲良后来用油画描绘了中法海战当时的场景

一开始，腐朽的清王朝并不愿意和强大的法国正面交锋，他们只是命令福州水师的11艘旗舰在原地待命，采取“敌不动我不动”的策略。

然而，即使真的开战，仅仅拥有木质旗舰的福州水师也完全拼不过坚船利炮的法军旗舰。

也许是意识到了这场战争的结局，也抱定了为国捐躯的决心，黄季良提前写好了最后一封家书寄给父亲，同时还在信中夹了一幅自画像。

黄季良在信中写道，自己自幼深受国恩，有机会出洋留学，求知学艺，而遗憾的是并没有太多机会承欢膝下，“负罪实深”。

在国难当头之时，黄季良别无选择，只有“移孝作忠”，履行自己对国家的承诺。他唯一希望的是，父亲可以珍藏自己的这幅自画像，每每看到它，就可以像看到自己一样。

几周之后，家人终于等来了黄季良的书信，却也等来了在海战中壮烈牺牲的冰冷尸体，正是他们从小就送去美国留学的小儿子黄季良。

被法军的炮弹炸死之时，他只有23岁。

和现在许多选择出国留学的孩子一样，那时的留美幼童，有不少都寄住在美国的寄宿家庭。

这些年幼的孩子和他们的美国“爸爸”、美国“妈妈”之间，也极容易发展出跨越年龄、跨越世代的亲情和友情。

这大概也是这个被生离死别和内忧外患所缠绕的留美幼童故事中，为数不多的亮色和温情。

留美幼童和当时的寄宿家庭的合影

后来成为中华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的唐绍仪，在刚刚登陆美国大地时，就寄住在了著名建筑设计师尤金·哥登尔家里。

乖巧聪颖的唐绍仪很快融入了这个家庭，他不仅得到了哥登尔夫妇的疼爱和照顾，也收获了哥登尔家几个孩子真挚的友情。

不过哥登尔一家大概也不会料到，他们家竟然养出了个总理

当所有的留美幼童被迫撤回祖国时，哥登尔夫妇感到非常难过，“就好像自己的孩子要出远门，再也无法回来了一样”。

唐绍仪回国后，还和哥登尔一家保持着密切的书信往来，时时将他近期的生活和工作动态告知哥登尔夫妇，希望缓解他们的思念之情。

根据哥登尔家族后人亨纳斯先生的回忆，当成年后的唐绍仪作为国家要员访问美国时，他终于有机会回来探望分别多年的美国“爸爸”、美国“妈妈”。哥登尔一家高兴极了，“仿佛要迎接远游多年的孩子一般”，他们甚至专门租用了一辆有轨电车来接送唐绍仪。

从那时开始，哥登尔家和唐家这两个家族，就开始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友谊。这两个家族的后人之间，也努力保持着通信并互赠礼物。虽然在那个战火纷飞、时局动荡的年代，两个异国家族要始终保持着联系并不是很容易。

亨纳斯先生骄傲地展示着唐家送来的礼物

在1972年中美邦交正常化之前的那段时间，两个家族曾经断绝了所有的音信。

直到1987年，亨纳斯先生才专程去了一趟唐家故居所在地，进行了一趟为期三周的旅行，终于努力地联络上了唐家的姻亲后裔。

这份跨越世纪和国别的友情，本身就是留美幼童令人唏嘘的故事中，最美好的传奇。

如今，我国每年有那么多的孩子选择赴美留学，攻读自己喜欢的专业，自由地选择留美工作或回国就业。

那个时代里留美幼童所经历的悲欢离合，和国家兴亡紧密交织的个人命运，大概并不是如今的我们可以想象和体会。

我们惊叹于他们在历史上取得的成就和地位，也心酸于他们的身不由己。不过，热爱自己的祖国，感恩于超越国界的善意，这依然是留美幼童和我们现在的留学故事中，永恒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