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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艺非凡(ID:efifan)经授权发布
她的作品能让张艺谋、陈凯歌、冯小刚疯抢,她本人能让美国国务院高官劳伦斯迷恋到辞职,从舞者到战地记者,从女作家到奥斯卡最佳编剧奖的评委,她有太多光环,却又始终人淡如菊,不急不徐。
她是华裔当红女作家——严歌苓。
如果要找一个词,精准地形容严歌苓,那必然是“自律”。这份自律从小时候开始,贯穿了她整个人生,为她打造出了一份独一无二的“高级感”。
1967年,严歌苓亲眼目睹了演员严凤英的死。
文革开始后,被打成特务的严凤英,吞了一百粒安眠药自杀。小孩子们纷纷跑去观望,看着“一个很高很细长的人抽筋抽成了很短”。
严凤英的丈夫王冠亚哀求旁人救救妻子,得到的却是造反派忿忿的回应:“不救她,一定要让她先坦白”。
一代明星严凤英就这样被迫害死了,却又活成了严歌苓心里的一块阴影。
而严歌苓没有看到离开后,发生更恐怖的事情——医生用手术用的小斧头从咽下开始,向下一根肋骨一根肋骨地砍,把内脏拉出来,剖开,找所谓的“发报机”、“照相机”等“特务工具”,最后一无所获。
那一年,严歌苓九岁。那些年,世道很乱,风声很紧,人心惶惶。
不知道算幸运还是不幸,严歌苓的父母在她小时候就离婚了。
继母俞平是一位舞蹈家,在她的影响下,12岁的严歌苓考入成都军区,成为一名跳红色芭蕾舞的文艺兵。
1971年,12岁的严歌苓参军入伍,跳舞跳了整整八年。
有人说是跳舞耽搁了严歌苓的写作人生,可是严歌苓自己却说:“那段生活对我来说太重要了,它左右着我一生的走向。”
1979年,严歌苓做出了一个惊人胆大的决定主动请缨担任战地记者,第一时间赶赴越自卫反击战的前线。
那时的她只有21岁,坚强干练,在帮助前线的战士疗伤之余,她更多的把注意力给了战场上的“人”。
炮火纷飞,血流成河,死亡的气息像被捅了窝的马蜂一样四下散开,积极采访伤员的严歌苓渐渐发现,舞蹈不足以表达自己的情绪,“原来在一个舞者的身体里还休眠着一个作家的人格”。
博观约取,厚积薄发。积攒的阅历就像一颗种子,在严歌苓的脑海里生根,随着积累发了芽,日复一日带着生长的力量,迫不及待的要呈现在白纸黑字里。
在频繁的采访和无休止的体验中,严歌苓开启了人生中第一部长篇小说,《七个战士和一个零》。
而后来著名的《天浴》和《少女小渔》,更是让她在文学界一炮成名,1988年,严歌苓就被美国文艺界邀请前去学习。
尼采说: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
而严歌苓用作品让我们看见,你的每一处努力都不会被辜负,成功只不过来得或早或晚。
严歌苓一动笔,便是三十年。
30年来,她坚持每天坐在书桌前写作六七个小时,从早上9点到下午4点。在开始创作的时候,甚至经常写着凌晨,忘记睡觉。
除了勤奋的坚持,严歌苓更让人钦佩的,是她对“参与感”严谨认真的执着。
写《陆犯焉识》时,为了写好陆焉识在西北大荒草漠上二十年的劳动改造生活,她赶赴青海,花钱去开座谈会,把劳教干部请来,然后要找人帮忙,找很多关系来了解他们的故事。
《第九个寡妇》以中原农村为背景,她特地到农村去住,看农民怎么起红薯,怎么摘棉花。
写《小姨多鹤》,为了了解日本人的生活习惯和心理活动,她住进了日本长野的一个村子,看到了日本老人是如何跪着端来茶和食品,又如何退着走出去,多鹤的倔强和温柔才有了眉目。
写《老师好美》的时候,她在五六年间几次跑到北京的一所中学做起了旁听生,去学习高中生的语言系统。
《妈阁是座城》是写赌徒的,她觉得既然要了解这些赌徒,就要自己会赌,不然写起细节来心里会没底。于是她又跑到澳门,在赌桌上一路狂输,赌徒没当成,却成了一个失败的赌客。
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有朋友质疑过她,一下花出去那么多钱,以后能不能挣回来都是问题,可是严歌苓说:我感觉这些故事非写不可,我不写,这辈子就白活了。
这样又煎熬又奔波的写作生活在外人看来十分清苦,甚至近乎折磨,可严歌苓却十分喜欢,这让她感觉到自己的生命是有浓度的,有一种比较有凝聚力的精神。她反而讨厌长久的放假状态,让人变得懒散,脑子也会逐渐不那么爱思考。
她说自己这点随母亲:“一天发现自己没干什么有用的事,没让自己哪怕成长一点点,就慌。”
严歌苓的自律是从小就养成的。
在军队学跳舞时,她每天四点半起床练功,脚搁在最高的窗棂上,双腿分开,劈成一条直线,哪怕写信也保持这个姿势,不到双脚麻木绝不罢休。
这份自律成了一种近乎于本能的习惯。如今五十多岁的严歌苓身材挺拔,脸上精致的妆容,是她永远的礼貌和周全。
连交往20多年的闺蜜陈冲都抱怨,从没见过她不化妆的样子。
她很美,也爱美。
每隔一天就游泳1000米,和少女一样会因为淘到漂亮的衣服激动不已,在镜头前总是挺直腰背,没有一刻松懈,永远神采奕奕地面对世界。
永远精致得体的严歌苓,在最终的爱情修成正果前,也曾这条路上跌跌撞撞,历经坎坷。
在严歌苓15岁的那年,情窦初开,爱上了一个长她许多的军官。
终于有一天她鼓起勇气跟军官告白,然而军官却严厉的批评了她,并把这件事情报告给组织,还当着众人的面骂她。
在那个思想保守的年代,15岁的姑娘因为懵懂的爱情,一下沦为千夫所指的对象:不知羞耻,道德败坏,这样的批判让她差点要自杀,所幸后来,她把情绪付诸文字,来对抗一腔苦楚的热血。
1986年,严歌苓遇到了人生中的第一任丈夫,——著名作家李准的儿子李克威。
相似的家庭背景和同样的写作爱好,让他们觉得彼此就是自己最适合的另一半。1988年,他们结婚了。
婚后一年,夫妻俩便前后出国。
严歌苓去了美国芝加哥哥伦比亚艺术学院学写作,李克威去了澳大利亚。聚少离多的生活中,没有一方愿意为对方妥协,感情只能以离婚告终。
第一次失败的婚姻让严歌苓长久地陷入了痛苦。
白天高强度的学习氛围,夜晚辗转难眠,不得不依靠安眠药入睡
如此高压之下,也不得不继续前行,她一边学习,一边打工,一边写小说。这样的日子,她一人撑了很久。
严歌苓曾经说过:“现代人的爱情我不想写,因为无力、苍白、现代人想得开,想得开的还叫什么爱情?”
终于,美好如她,也遇到了那个为了她“想不开”的人。
那是一个秋日的黄昏,在朋友家准备晚饭的严歌苓看见一个年轻帅气的美国帅哥站在门前,他的脖子上挂着一块牌子,写着“美国国务院/劳伦斯.沃克”。
听说,只要一个宿舍里有东北人,整个宿舍都会很快学会说东北话。
在美国驻中国沈阳的领事馆工作了两年的劳伦斯,操着一口流利的东北大碴子味儿中文,与严歌苓相谈甚欢。
他对她一见钟情,她对他久处不厌。
恋爱时的两人常互相以英文写情书。
有一次,严歌苓在卧龙发现红桦树的树皮很美,就在上面写了字,寄给他。
她将情书看做是“一种白纸黑字的结盟”:“这种结盟本身就是有意义的,在潜意识里让你一次一次确认爱情。”
无论在作品还是现实中,严歌苓都非常喜欢情书:“在这个没有情书的年代,我对爱情的想象力非常苍白……那时,接到情书简直就是你的一个节日,特别私密而盛大的节日。现在这种可能都没有了,是不是爱情从生到灭的过程也就短了?”
这样关于慢慢咂摸,细细品味的态度,锻造了她永远从容不迫的气质。
恋爱一年后,由于严歌苓是中国女人,而劳伦斯在美国国务院身份特殊,劳伦斯受到FBI的监控和审查。
美人在身畔,江山又何妨?
为了和严歌苓在一起,劳伦斯主动放弃了自己外交官的身份。就在1992年的秋天, 他们在旧金山结婚了。
2004年,劳伦斯恢复了职位,被派往非洲。
严歌苓和丈夫开始了旅居生活,做起了专职的外交官夫人,她的眼界越来越开阔,作品也越来越优秀。
高晓松曾在《晓松奇谈》中两次提到严歌苓作品《扶桑》,他十分喜爱这部作品,以至于直接买下了它的音乐剧改编权。
他说:“我这辈子都是挣别人钱,人家投资拍电影我去拍,人家投资做唱片,我去当制作人、写歌。我就是一个卖艺的,从来没有买过艺。”
这是高晓松这辈子,第一个自己掏钱买的作品。这个浪荡不羁的清华才子,也不得不屈服于严歌苓的才华。
高晓松曾经赞美过:“严歌苓这样一个美的女人,不怜悯自己,不怜悯这个世界,也从来不怜悯她笔下的人物,我觉得这是她伟大的素质。”
看到这段话的时候我忍不住思考:为什么一个作者,不能心怀怜悯?
我想起柴静在《看见》里说过自己一位读者的留言:“如果你用悲情贿赂过读者,你也一定用悲情取悦过自己,自我感动取之便捷,又容易上瘾。
对它的自觉抵制,便尤为可贵:每一条细微的新闻背后,都隐藏一条冗长的逻辑链,我们需要提醒自己:绝不能走到这条逻辑链的半山腰就号啕大哭。”
而严歌苓正是以这样抽离事外的距离感,去写严凤英死去的那个时代的故事,去写文工团,去写越南自卫反击战。
她说:“没有这样的作品,这个影响几代人的运动的影响力已经慢慢消失。很多人死了,不是像战争一样吗?死了那么多人,而死人的事情一定要搞搞清楚。”
一个作家永恒的关注主题就是人性本身,她觉得那个阶段“人性非常激烈和戏剧化”。
文革远去40年,严歌苓依然不满意。
“真正有关文革的文学艺术作品根本没出来。”研究文革的资料对于学者来说有很多,严歌苓关注的是对于一般读者而言,“是否有一件重要的文学作品,能够让人看了之后知道文革是件很大的事情?”
托尔斯泰说,他在构思《安娜·卡列尼娜》的时候,最初他要让她的下场‘罪有应得’。
但是写着写着,他并没有美化她,只是不断地深化她,人性自身却有它的力量,它从故事的枝条上抽枝发芽长出来。作者只有保持这样的清醒,才能把自己笔下的人物,展现出最深入人心的客观。
阅历丰富,严于律己;抽身事外,不逐名利;但写好文,不问前程;不疾不徐,渐入佳境。
她的作品为我们重现那个过去的时代,而她的为人、她的生活态度,让我们不得不反思我们当下的我们。
岁月本长而忙者自促,天地本宽而卑者自隘,风花雪月本闲,而劳忧者自冗。
愿每个人都可以像严歌苓这样,在浮躁的时代里坚持严谨,在劳碌的生活里依旧从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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